总台直击丨苏里南旱情不断恶化 生态游难以维持

进口依存度提高、国产替代水平降低的行业也是两类：一是资源型行业，如石油、铁矿石、有色和农产品、屠宰及肉类加工品，说明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的资源禀赋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和消费规模，不得不进口。

此前，已经从最宏观的层次得出结论，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仍然存在的巨大差异(见图3)，无疑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远未到位〔从最微观的层次看，经济学家很久以来便注意到，由于存在资源重新配置的障碍，中国工业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尽合理，资本边际生产率和劳动边际生产率在一个部门内的企业之间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就意味着巨大的重新配置空间。第四部分对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条件成熟度进行分析，尝试在描述现象的同时概括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

然而，在这个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已经呈现消失的迹象，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也相应减弱。在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有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研究结论对于认识生产率趋同和提高的过程十分有帮助。并且，以2006年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为拐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分化趋势。在他的分析逻辑中，企业家的职能便是从事创新活动，他们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既是在经济衰退时保持自身生存的必须选择，也从衰退时期被淘汰企业那里得到赖以重新组合的生产要素(约瑟夫·熊彼特，1990,1999)。这意味着，在劳动力按照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方向进行重新配置的情况下，国民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受到阻碍。

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率驱动力也显现出陷人这种模式的迹象。例如，谢长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一旦中国工业企业之间的要素边际产出差异缩小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以高达30%-50%的幅度得到提高(Hsieh and Klenow,2009)。虽然平均而言，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只有工业的38.5%，但是由于农业就业比重已经降低到仅为3.1%，不再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

此前，已经从最宏观的层次得出结论，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仍然存在的巨大差异(见图3)，无疑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远未到位〔从最微观的层次看，经济学家很久以来便注意到，由于存在资源重新配置的障碍，中国工业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尽合理，资本边际生产率和劳动边际生产率在一个部门内的企业之间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就意味着巨大的重新配置空间。然而，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也的确意味着与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时代相比，未来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显著缩小了，难度明显加大了。第六部分为结语，对如何稳定制造业、提高生产率和获得新动能提出政策建议)。在早期人口红利阶段，工业化与劳动力从农业向外转移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互为条件且相互促进。

比照上述国际经验，中国制造业比重的下降无疑具有早熟的性质。的确，在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的情况下，推动改革会面对激励不相容、免费搭车、推进动力不足甚至遭到既得利益抵制的难题。

在2004年中国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较高。根据国家制汀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制造业属于从A到T共20个门类之中的C类，在其之下分别还有包括序号13-43共30个两位数大类、更多的三位数中类，以及成倍增加的四位数小类。截至目前，多数情况下还是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分类下讨论资源配置问题。第三部分把这个生产率提高的路径概括为熊彼特过程和库兹涅茨过程，并揭示在中国经济传统比较优势消失后这两个过程显现的逆转及其产生原因。

认识到资源配置僵化和资源配置退化是在中国所处的这个发展阶段上生产率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便可以得出明确的政策结论:一方面，让创造性破坏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可以打破资源配置僵化的格局;另一方面，在稳定制造业比重的前提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是防止资源配置退化的关键。在正确的激励信号下，制造业劳动者也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劳动技能和就业适应力提高自身就业的稳定性，通过工资的增长分享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此便形成不断扩大的中等收人群体。相应地，国际贸易、跨国和跨地区要素流动、产业和行业的进人与退出，以及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都会创造生产率趋同的趋势。在1997年制造业比重达到最高点时，按照201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仅为1443美元，刚刚进入中等偏下收人国家行列;2006年制造业比重开始持续性下降时，人均GDP也只有3069美元，仍处中等偏下收人国家行列。

在相同力量的推动下，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化遭遇逆流等因素，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式微，导致制造业产品出口相对下降。其次，劳动力大规模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产业)转移，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人口机会窗口期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特征性现象(蔡昉,2017)。

由于简单引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还不能直接检验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是否具有降低整体生产率的倾向，因此，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一些处理。一方面，这种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相对漫长;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通常导致资本回报和劳动报酬的提高，因此，生产率趋同和提高的这个库兹涅茨过程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这意味着，在劳动力按照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方向进行重新配置的情况下，国民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受到阻碍。在所有这些分类中，行业之间都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从而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虽然现实从来不像经济理论所预期的那样，这种生产率差异最终将趋于消失，但是，生产率差异的存在、缩小和再出现的整个过程仍然是我们观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有益角度。201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持续减少，标志着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赖以支撑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并由此导致GDP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趋于持续下行。在前人口红利阶段，很多国家尚处于经济起飞之前的发展水平，总体上有着以传统部门或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特征，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52.6%，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很低。此后，中国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便开始大幅度降低。

在这一情景下，呈现从人口机会窗口期制造业比重持续提高、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演进到稳定制造业比重、深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至为产业不断创新、升级换代并塑造大国重器创造条件的完整历程。此外，即便在最细的行业分类之中，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也很大，仍有资源重新配置的巨大空间。

鉴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和人们对其根源认识的加深，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开始对这些现象进行反思，特别是对于制造业在一个国家经济整体中的地位，人们有了新的认识。例如，根据Kuijs(2010)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的46.9%降到2005-2009年的31.8%，并预计将进一步降低为2010-2015年的28.0%。

那些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早熟性质的国家，在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时点上，以人均GDP衡量仍然处于中等偏上收人阶段，农业比重依然偏高;并且在制造业比重下降之后，产业升级换代并不成功，国际竞争力显著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足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的研究者在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时，特别是当试图解释这一增长的源泉时，往往感到力有不逮，反映出一旦被应用于认识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实践，这种理论出发点和分析框架尽显捉襟见肘。

第五部分从一般和特殊两方面阐释稳定制造业的意义，并揭示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可见，在短期内不能改善人力资本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的确可以通过加快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在统计意义上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包括: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弱化，及其导致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低效企业不甘心退出经营而寻求政策保护，导致资源配置的僵化;劳动力从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向低生产率部门(低端服务业)逆向转移，造成资源配置的退化。由于农业中堆积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仅相当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3.4%。

由于服务业就业比重大幅度提高到51.3%，劳动生产率与工业的差距反而拉大，仅为后者的70.8%。其次，从国民经济层面观察单位劳动力创造的GDP通常不会看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即便资源重新配置具有降低生产率的效果，也并不排斥总体劳动生产率仍在提高。

这里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特征的角度着眼，理解制造业比重下降时应该具有怎样的条件成熟度。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及比重下降，以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及比重提高，是改革开放时期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很显然，他们无法解释的是:中国何以能够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又不会遭遇报酬递减现象;在类似东亚和中国这样的增长模式下，生产率的进步究竟从何而来。对于图中反映人均GDP与制造业比重之间关系的这个三项式趋势线，可以结合其他经验进行一些简单的解读〔。

可见，从统计上和现实中观察到的制造业比重下降现象，既可能是在较高工业化阶段上产业结构自然演进的结果，也可能是条件尚未成熟时的过早去工业化。然而，这个问题并不是无解的，因而也不是延误改革的充分理由。这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总结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观念上打破这种取舍思维，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进行精细的顶层设计，就可以突破这种政策不兼容性。第一是劳动力供给条件的逆转，即劳动力短缺和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第二是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逐渐消失，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愈演愈烈、第三是通过劳动力转移改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的明显缩小。

在收人提高的基础上，居民消费的不断升级和深化必然对制造业的产品创新，从而技术创新和设计理念更新提出新的要求，在加大对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激励力度的同时，也为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创造了新的空间。这都导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过快下降，成为另一个造成生产率降低的因素。

例如，谢长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一旦中国工业企业之间的要素边际产出差异缩小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以高达30%-50%的幅度得到提高(Hsieh and Klenow,2009)。其次，生产率趋同和提高的过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相异的特点，因而对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提出不尽相同的挑战。

因此，随着这时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下降到34.6%，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相对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提高到17.8%的水平。按照熊彼特创新理论的逻辑，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正是一个恰当的机制，在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企业竞争加剧的条件下，通过让低生产率企业退出甚至死亡，让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进人乃至扩大，促进整体生产率的提高。